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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购彩2024-05-10 17:48

广东省人大代表陈泽滨：打造大日化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当家”******

　　中新网广州1月12日电 (记者程景伟)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12日在广州开幕。广东省人大代表、立白科技集团总裁陈泽滨建议，打造广东大日化产业集群，助力广东制造业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推动“制造业当家”。

　　“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是广东传统优势产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广东日化行业凭着历史沉淀的地域优势、产能优势，也成为广东制造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目前，广东日化行业规模全国领先，牵引产业链各重点企业快速发展，产能走在全国前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合成洗涤剂产量为1037.7万吨，其中广东省合成洗涤剂产量达324.6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超过三成。2021年底，广东化妆品工业总产值和化妆品专利申请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全国国产普通化妆品备案数量有70%来自广东省。

　　但同时，广东省日化行业面临诸多不足，比如规模大而不强，综合实力有待提高；创新能力有待强化，对比国际先进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产业链生态仍未完善，服务支撑与资金支持亟待提升；企业单打独斗，产业运营效率亟需提升。“推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广东省日化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陈泽滨说。

　　陈泽滨建议，政府引导产业链重点企业建立化妆品、日用洗涤品、口腔护理用品等日化行业细分领域品牌孵化基地，孵化一批新兴日化用品生产品牌；由政府牵头，共同组建支持广东省本土日化产业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陈泽滨建议，同时，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依托广东省日化行业全国领先的行业数字化平台和资本优势，打造日化产业数字化底座，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产业数字化赋能服务，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陈泽滨称，应鼓励行业企业积极入驻全产业链互联网平台，推动产业链企业“上云上平台”比例逐年提升，助力企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推动全产业链智能化改造。

　　此外，他还提出，广东可基于现有日化生产基地载体，如深圳“美丽谷”高端化妆品产业集群、汕尾海丰美妆产业园等，打造一批省级以上日化产业重点产业园区；吸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进驻园区，实现产业配套集群化发展。(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